新京报快讯（见习记者侯吴婷）据BBC和德国之声综合报道，当地时间8月24日晚，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来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，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·穆贾希德表示，为了女性的安全着想，目前她们应该待在家里，不要出门。他补充说，目前塔利班武装人员仍没有学会“如何与女性相处”。

他说，塔利班不会永远阻止女性上班，当局正在制定计划，以便女性可以重新返回职场。

此前，在8月17日晚塔利班第一场发布会上，穆贾希德承诺，将来在塔利班执政体系下，女性将非常活跃。

另外，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，穆贾希德表示，由于机场的混乱局势，将不再允许阿富汗国民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。同时，美国及其盟军在8月31日前从阿富汗全部撤离的最后期限不会得到延长，他认为在截止日期之前有足够的时间让外国国民完成撤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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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利班掌权阿富汗女性恐慌:没有罩袍得裹床单出门

阿富汗曾被列为对世界上女性最不友好的国家。1996—2001年，在塔利班掌权时期，女性便是最低等的存在：她们被禁止独自外出、就业和上学；在公开场合，她们须身着“布卡”，一种包裹全身，只留眼睛缝隙的长袍。

她们同时还面临更高级别的律条审判：妇女如有伤风化行为，会接受鞭笞；情节严重者，如偷情，则面临被处死。

二十年后，塔利班卷土重来，当权者则反复向外界释放善意信号，尤其在对待女性的议题上。新闻发布会上，发言人强调，女性将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。私营电视台女主播还获准与塔利班官员来了一次直播连访。

一切的迹象都像在告诉外界：今时的塔利班变得温和、现代化。喀布尔人阿兹兹对勿以类拒表示，截止到目前，“塔利班表现得很不错”，给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和平。

阿兹兹认识当地最大公立医院的负责人，后者对他透露，塔利班进城后每天因袭击、暴乱送往医院的人基本为零，这与过去每天几十例相比，“显得很不可思议”。

但阿富汗首都叙事的另一面是，多数人仍不敢出门，哪怕塔利班一直在鼓励市民放心外出工作。阿兹兹传过来的几段视频都显示，喀布尔的街头平静缓慢，汽车马达的嘈杂占据着城市的热闹。只是，走在街上那些骑着摩托车、出门购物的人，近乎为清一色的男性。

还有女性活在担心被清算的恐惧之中。阿富汗残疾女运动员扎基娅·胡达迪便是其中一位，她通过阿富汗选手团团长找了多家媒体求助，中国的记者也收到了求助消息。她是阿富汗史上第一位出征残奥会的女性，本该启程前往8月24日开幕的东京残奥会。塔利班接管以后，她滞留在喀布尔的亲戚家里，不敢露面，也找不到飞往东京的办法。

来自远方的哭声充斥社交网络。8月13日，塔利班还未全面掌权，一名23岁阿富汗女孩上传自拍视频哭诉：“无人在意我们，因为我们来自阿富汗。阿富汗会在历史上慢慢死去。”当地人卡卡尔表示，母亲有一次带她出门买雪糕，因露出脸部而遭受鞭刑，她担心，“若塔利班重新掌权，我们将回到那种黑暗的日子”。

悲观、绝望、乐观、顽强等诸多元素充斥在不同阿富汗女性身上，政权的更迭如同穿戴在阿富汗女性身上的布卡，将她们与世界的一切连结，蒙上了纱。

粉红的女人

在塔利班重建政权的风云变幻之际，阿富汗女性的声音通过各国媒体的报道，传递给了全世界。

“我不能再大声笑，不能再听我最喜欢的歌，不能再在我最喜欢的咖啡馆和朋友见面，不能再穿我最喜欢的黄色连衣裙、涂粉色口红。”得知塔利班进城以后，来自喀布尔大学的女学生巴亚说道。

今年11月，巴亚将从全阿富汗排名第二的大学毕业——学费全靠自己编织毛毯攒下。但如今，出于对新政权的恐慌，她选择尽可能隐藏过去24年获得所有的学历证书、文凭。“这刻的自己好像要用一把火，将这24年努力获取的成就烧掉。”

(2010年，从喀布尔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的女性)

8月15日，准备去大学上课的巴亚，看见一群女生从宿舍区向外跑。

“其中一个同学告诉我，警察正在宿舍疏散学生，因为塔利班已经抵达首都喀布尔，他们会殴打没穿罩袍的女性。”而据巴亚透露，被疏散的女孩们都想回家，但随后发现，公共交通的司机不敢搭载女性。

巴亚还有一位同样接受过教育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姐姐，她是受公共交通系统停滞影响的人。由于司机不敢搭载女性，她步行了几公里才回到家，“当离开办公桌时，我泪流满面地跟我的同事说再见，因为意识到今天将是我最后一天上班。”

(巴亚的来信【截图自“与此同时”公众号】）

接受英媒访问时，巴亚回忆起了一个细节，她还在这两天接收到来自异性的挑衅。在喀布尔大学附近，站在街边的男人们有的开始嘲笑女性，“去穿上你的罩袍”。还有一位说：“这是你能在街上独自出行的最后一天。”

类似的情节发生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各大疆域之时，采取的限制措施似乎与二十年前无异。在阿富汗第二大城市、塔利班“发家地”地坎大哈，有目击者见证，塔利班士兵走入银行，驱逐在其中上班的女职工，持枪的塔利班人员禁止她们今后再上班，并称其男性亲属将来可以取替工作岗位。

对身处城市的现代女性，塔利班展现了客气和温和的一面。据美国媒体报道，在7月塔利班迅速推进，占领了阿富汗北部法利亚布省。在一个名叫纳吉亚的小村庄，塔利班人员敲响了其中一家人的门，屋内是一名45岁的妇女以及四个孩子。

25岁的女儿马尼扎回忆，7月12日，塔利班战士向其母亲征讨食物，“我母亲告诉他们，‘我很穷，我怎么给你们做饭？’”这样的回应招致塔利班战士用AK47步枪的殴打。目击全程的马尼扎大喊让战士们停下来，“他们停顿了一会儿，然后向隔壁房间扔了一颗手榴弹，并在火焰蔓延时逃走了”。

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因被殴打而死亡，塔利班则对此否认。而目击者和当地官员均证实，一名妇女当天死亡，她的家也被烧毁。

一位目击的邻居说，纳吉亚村的许多妇女是阿富汗政府兵的遗孀——以卖牛奶为生。但塔利班“不允许这样做”。

她不乏担心地表示，“我们家里没有男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想要学校、诊所和自由，就像其他地方的妇女、男人和普通人一样。”

求救的女人

“她们躲起来了。”

“她们害怕随时有人敲门。

阿富汗前女足队长、已于2016年前往丹麦的哈利达·波帕尔形容现役队员的状态。

在一个不鼓励女性抛头露面，尤其是参与男性竞技项目的国度，2007年，阿富汗有了一支在国际足联167个参赛国中排名152名的女足。排名很末尾，问题是，随着塔利班的接管，第152名的队伍，可能会消失不见。

（2014年，在第三届南亚女足锦标赛上，阿富汗女足与孟加拉女足赛前合影，图片来自人民网）

“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家，去找亲戚躲起来——家附近的邻居知道她们是球员。她们感到很害怕，塔利班已经接管了阿富汗，正四处走动，制造恐惧。”波帕尔说，她接到了多位女足队员的语音求助，里面充满啜泣声，都在担忧球员身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危险。

作为阿富汗第一批女足队员，波帕尔曾经受多次死亡威胁，也许因为是她曾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，将塔利班称为“永恒的敌人”。来自塔利班的威胁伴随着她退役，再到她2011年担任阿富汗足协的主管，最后她于2016年选择离开阿富汗。

1996年，塔利班接管首都喀布尔时，她随父母共同逃离生长的国土。2001年，已是青少年的她返回阿富汗，住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里。也是从那时起，“我将足球作为赋予妇女和女孩权利的工具。”

（这些妇女都曾有过自己的工作，塔利班掌权后，她们只能留在家里【照片拍摄于2000年5月】）

二十年后，悲观情绪笼罩阿富汗女足队，“今天我打电话告诉她们，为了人身安全，在社交媒体上删除她们的身份，删除照片。我甚至告诉她们，烧毁你的国家队制服。”波帕尔说。

同样的困境发生在阿富汗跆拳道运动员扎基娅·胡达迪身上，但她的求助更加迫切。8月24日，东京残奥会就要开幕。缺少一只手臂的胡达迪很早便从西部城市赫拉特市来到首都喀布尔，准备飞往东京。

24岁的胡达迪是阿富汗第一位获得奥运会资格的女性残疾运动员，在2016年因赢得非洲国际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一举成名。她受阿富汗传奇人物、唯一奥运奖牌得主鲁胡拉·尼帕伊的影响，从2009年起自学跆拳道——训练场所通常在自己家的后院。

（阿富汗残奥会首位女性运动员扎基娅·胡达迪）

阿富汗残奥代表团长萨迪奇形容：“我们本来打算用她作为其他女运动员的榜样，特别是残疾运动员，如果她能够做到，你也可以。”

即将出征奥运会之际，连萨迪奇都快联系不上胡达迪——后者躲在喀布尔亲戚的十口之家，手机的信号忽强忽弱，储蓄的食物也快吃尽。飞往东京的计划，也随着塔利班的进城夭折了。

“可惜奇迹没有发生”，他说，“50年、20年后我们又回到原点”“现在我只能想到她们的世界再次破碎，我看不到希望”。

在8月17日与胡达迪断断续续的语音讯息中，萨迪奇听清了对面的核心意思——“她非常害怕出门，害怕被认出是残疾人运动员”。

但她坚持不断对外发出求助，给多国媒体记者发了文字消息——“我请求你们所有人，我是一名阿富汗妇女，并代表所有阿富汗妇女。我的愿望是参加2020年东京残奥会，请握住我的手，帮助我！我为到达这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，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不希望我的奋斗白费，帮我！”

萨迪奇说，胡兰迪没有放弃参赛的希望。